杰出的平度知州吉灿升
●李树
    同治四年（1864），太平天国结束。此后，清朝虽称“中兴”，实则官场更加腐败黑暗。咸丰、同治、光绪、宣统60年间，各地的州县实授正印官员多由“捐纳”。靠“捐纳”得官者，少清廉而多贪酷。所谓“正途”（进士、举人、贡生）出身者，又往往不悉政事民情，缺乏处理政务的才能，表现为“暗弱”。于是那些深谙官场内幕的吏役们，常和当地土豪劣绅勾结，或在税收和公益事务中作弊贪赃，或包揽词讼，鱼肉乡民。贪酷之官成为蠹吏的后台和靠山,暗弱之官成为土劣手中的傀儡，受害遭殃的都是平民百姓。在这样的时代里,出现的清正廉明才干出众的州县官,便格外为百姓所不忘。同治、光绪之交的吉灿升便是一位杰出的平度知州。
    吉灿升，字剑华，陕西韩城人，拔贡出身。同治十年（1871年）来任平度知州。《续平度县志》称他“禁约胥吏，罔敢放纵，洞识奸伪，人莫敢干以私”，“其知人之明，理事之缜密，断狱之精，州牧中所仅见”。
    吉灿升不但精明干练，极富吏治之才，而且格外关心教育事业。莅任之初，“即于城乡增设义学50余处，延师训迪，以启蒙童”，首先着力于基础教育建设，重视基层民众文化的提高。对于州内最高学府胶东书院，他经常过问，亲自批阅士子们“月课、岁试”的文章，加以指点（现在仍存当年吉氏批阅的胶东书院士子文卷）。经他赏识荐拔的平度学子于沧澜、金鸿霄，以后都考中进士，成为名人。
    平度州以前没有考院，州试童生，在州署前临时搭盖席棚。直到同治六年，知州海澄才在西关购地始建考院（海澄，满族人，在任一年即有此举，也让后人不忘）。考院初创,地狭屋少, 应考者日增，仍不敷用。吉灿升莅任后，又购置东邻土地，增建号房，新建大门。经他经营扩建后的考院，规制完善，给平度士人应考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此后，西关考院成为平度城的一处重要建筑，再过三十年，废科举兴学堂时，考院又为平度高等小学堂提供了完备的校舍。
    随着平度教育的日益发展，赴省、晋京应乡、会试的人逐年增多，其中有不少贫寒之士，常为路费所窘，有的竟眼巴巴地错过了三年一度的应考机会。吉灿升捐出自己的俸银6000缗(折合白银约1500两，比他一年的俸银总数还多)“发当生息”，做为乡、会试士子的公车路费。并制订了切实可行的经费管理使用条例和细则（条规对资金本钱的存放、利息的使用、发放路费的对象、数额、时间、手续等重要事项，都规定得非常具体、明确和周详）和防止学官及继任州官“徇隐通挪”“借词动支”的有效可行的措施（由此也可看出他的精明过人），于光绪六年（1880）立碑勒石（其碑今存市博物馆）。吉灿升捐的这笔巨款，不但为平度的贫寒士人赴省、晋京应试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且直到清末废科举之后，仍然是平度州“教育基金”的主要部分，又被调去做了创办莱州（府）中学堂之用。
    吉灿升任平度知州十年之久，精明干练，才智过人，清正爱民，有口皆碑。他升任离去以后，“后任举事或稍有不当，州人辄太息曰：‘使吉公在，何至如此！’”一百多年过去了，平度民间至今仍然流传着很多称颂“吉官”的故事。
    继吉灿升之后，光绪十一年知州彭履谦，将练海防乡勇费所余的五千缗拔给胶东书院，从而补充了此前因兵祸而造成的书院所损失的基金。光绪十四年，知州许颂鼎又捐廉1000缗。十八年，知州陈尔延亦有捐赠，陈还统一规划，解决了全县61处义学的办学经费来源。
    晚清时期，平度的教育事业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下，能够持续不断地以较快的速度发展，改变了清代前期落后于相邻州县的状况，吉灿升和上述几位知州都功不可没。

周恩来总理打赌
    上世纪中叶中国与苏联交往时期的某一天，周恩来给毛泽东拟写一个有关中苏协议的报告。早上报呈主席后，毛泽东批“原则同意”四个字。晚8点，这份报告转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立即吩咐身边工作人员通知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看看这个报告，以便吃透精神。
    可是，值班秘书打电话四处联系，却找不到雷英夫，只好向周恩来报告：“总理，找不到人哪。”
    周恩来在思索着什么。“噢，对了。”周恩来忽然作出判断：“他一定是看戏去了。”周恩来说得很肯定。接着，他满有把握地微笑着说：“这样吧，你估计戏散的时间，再往他家打电话，如果我说得不对，输你们一瓶茅台酒。”
    晚11点，周恩来的秘书给雷英夫打去电话，果然找到了人。问他干什么去了？他说看豫剧《大祭桩》去了。
    大家都很惊讶：总理怎么能未卜先知猜到的呢？简直神了！望着大家迷惑的神态，周恩来笑着说：“其实很简单，你们没看报吗？常香玉来京献艺，今天演出的是《大祭桩》。”
    秘书不解：“这只存在可能性，并不存在必然性。”“是呀，有了可能性就能进一步作判断。”周恩来笑眯眯地给大家作一番推理：“中国妇联今天不是发票了吗？小超就得到两张票。雷英夫的爱人刘革非也在中国妇联工作，当然也会分到两张票，票到了洛阳才子手里还会浪费吗？可能性就变成了必然性。”
    一席话说得大家心服口服。周恩来对部属的情况那么熟悉，无论经历、家庭还是禀性、嗜好都了如指掌。他又心细，对周围发生的情况样样不放过，善于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思考和判断，这一切都给了大家极大的教育。    (张小云)

国画 溪山清越 陈金国作

古代正史女子难载真名
●陶瑞法
    一部《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可以说是一部男人的历史。从帝王将相到循吏逸民，从外戚宦者到酷吏奸佞，从儒林文苑到忠孝方术，莫不是男人一统天下，且有名有姓，名副其“史”。至于所载女子，则不仅难见真名，而且人少事略，寥寥数语，只能在后纪、后妃列传、公主列传、列女传中觅其踪迹了。
    正史中享有传纪的第一位女人当数西汉高祖皇帝刘邦夫人吕后，《吕太后本纪》、《高后纪》分别成为《史记》、《汉书》中唯一的一篇女人传纪，且与《帝纪》平列，这种荣誉的取得盖因吕后权倾朝野所致，以后历朝历代恐怕只有武则天、慈禧太后的权威可以与其相提并论了。吕后本名吕雉，但在《史记》和《汉书》中却讳言直呼其名，这可能与两部史书的作者司马迁与班固同为汉朝人有关。在《后汉书》中，对皇后的称呼稍稍不同，有的道出了皇后的名字，如光武郭皇后讳圣通；有的讳言皇后的名字，如章德窦皇后讳某。《宋史》，对后妃直接以姓氏加封号称之，不称名字，如太宗淑德尹皇后、真宗章怀潘皇后、李宸妃、杨淑妃、苗贵妃等。《明史》中，一般在皇后和妃子的后面加称某某氏，如太祖孝慈高皇后马氏，宁妃郭氏等。马氏即是民间所说的朱元璋的大脚皇后马秀英。
    后妃是这样，公主的称呼就更简单了。如宋徽宗政和三年，改公主号为帝姬，其三十四个女儿分别称嘉德帝姬、荣德帝姬、顺淑帝姬、柔福帝姬等。再如《明史》称明成祖朱棣的五个女儿曰：“成祖五女”，分别为“永安公主、永平公主、安成公主、咸宁公主、常宁公主”，不仅无名，事载也略。
    《二十四史》和《清史稿》是官书，皇帝的老婆和女儿再怎么无能，好歹也能上史书。普通女子想青史留名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就连班昭、蔡文姬、李清照那样的一代女文豪也没能以自己的名字在史书的《文苑》中谋得一席之地，而与她们同时代的男文豪们却可以名正言顺地赫列史册。如班昭、蔡文姬分别是在《后汉书·列女传》中以曹世叔妻和董祀妻的身份出现的，而李清照则仅以女儿的身份附在父亲《宋史·文苑·李格非传》中。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