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夏，在《王舍人碑》出土地平度市灰卜镇侯家村,文物工作者又发现数块汉碑残石, 现存市博物馆。稍大的一块，字迹模糊难辨；另一块略小，呈三角形,高16.5厘米，宽21厘米。残刻为青石，石质细腻，刻工精细，仅存7字，隶书，字径3、5厘米，结体趋正方形。
　　残石7字，字口清晰，可能是立碑时间不长，即遭人毁弃掩埋，后被村民掘出用于砌墙。残石横排上下2行，上行从右至左依次为“迟、每、朗”字，下行为“有、贯、春、己”字。字距为1厘米。上行“每、朗”二字的上部，能模糊看出碑额篆书残存笔画，此笔画与《王舍人碑》碑额笔画相近，刻工相同。由此可知，此碑碑额与碑文应为一体，且此残石应为碑文的最上部分。又，残石厚度为11、5厘米，《王舍人碑》厚度为21厘米，在形制上此碑应小于《王舍人碑》。因石残字少，碑文内容已无法考释，只能通过仅存的几个字，来欣赏其书法艺术和判断残碑的大体年代。
　　“有、每、贯、己”四字汉碑中常见，“迟”字方正刚健，有篆意，隶书中多见“尸”字下为“羊”字，而此种写法在汉碑中不多见。“春”字，说文解字中为“  ”，在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隶书大字典》中，共收录100块汉碑，有8个“春”字，均写法相同，而如此写法者还没有。“月良”同“朗”，《石门颂》中有此种写法，不多赘述。东汉时期，官僚贵族为了给故人歌功颂德，树碑立传者日盛，到了桓帝、灵帝时期，隶书已经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杨守敬在《评碑记》中称“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从残碑中仅存的几个字，也能溢出汉人隶书的古雅之气来，是汉以后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企及的。残碑的书法风格与《王舍人碑》大体相似，刻工如出一辙（是否为一人所刻，不敢武断）。但亦有不同，《王舍人碑》古雅秀穆，用笔灵活，波磔起伏较大，犹如一首古老的音乐，醇厚而高远。残石书法方正端直，用笔方圆兼施，秀逸遒劲，且应规入矩，法度森严，是汉隶成熟时期的作品。因残石上无年代记录，只能通过书法风格来断定，应该说是东汉后期桓帝、灵帝时期的作品。
　　此石拓片已收于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度历代碑刻研究》和《东方艺术—书法》两书。